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动力路径。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进一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中注重扩大就业容量，进一步说明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核心作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要通过劳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劳有所得，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生态产品的界定与内涵
生态产品首先是产品的一种类型。产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劳动的物化形式，也是劳动过程的前提，产品的重要性完全在于它的使用价值或有用性，包括产品作为直接的使用价值来生产，或作为交换的商品来生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在关系全局生态安全的区域，应把提供生态产品作为主体功能，生态产品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曾提出，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标准体系，根据各领域、不同地区特点，以生态产品产出能力为基础，完善测算方法，分别制定补偿标准，但是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严格意义上并非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而是生态资源的优质共生共享机制。
从严格意义而言，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等均是自然资源的组成部分，可称之为生态资源，而非劳动生产出来的物品。生态产品是遵循生态文明理念，依据生态学原理，仿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方式，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劳动产品，包括生态农业产品、生态工业产品、生态服务业产品等类型。
生态产品价值的计量与转化
价值的转化形态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生态产品的本质是一种产品，生态产品价值的计量不能脱离“产品”和“生产活动”的核心主体，但生态产品又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其生产过程与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存在明显区别。传统的物质产品、精神文化产品归根结底是人类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的结果，是依托人的劳动生产力进行生产的，产品价值实现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劳动的等价交换，而生态产品是依托自然生产力进行生产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既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又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另一方面，生态产品的消费要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要。从文明演进的序时性来看，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后期人类对生态伦理问题的再思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与日俱增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但与此同时，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不足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大短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质财富积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农业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供给水平迅速提高，但生态产品供给水平依然偏低，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依然不容乐观，严重危及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需要的渴求与生态产品供给水平不足的现状构成了一对矛盾。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选择。如何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特别促进是生态农业产品和生态服务业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是新时代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研究主题。
科学地解读生态产品价值内涵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理论前提。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具体来说，就是要创新发展理念，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优势，将把优质生态产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赢。
从国际视角分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新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其中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廉价和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水下生物；陆地生物等均和生态产品密切关联。中国政府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伙伴的五大理念相融相通，对于促进供给侧结构型改革，提升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供了理念支撑。2008年世界银行提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也是基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新思路。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
对于我们现阶段而言，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劳动的有效组织模式则决定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质量与成败。我国宪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因此新时代需要开展劳动组织模式变革试点，寻求新的经济创新发展模式。
研究认为，集体经济创新变革模式组织架构呈现为金字塔形，是发展多样化的共生合伙组织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要求合伙组织必须是多样化的、相互共生的合作组织网络及合作组织载体，由地方政府、农户、外来资本共同组成的集体所有的：农业加工及深加工、生物化工、医药合伙企业、农产品交易市场、以及由其延伸而产生的各类金融、服务、制造、教育科研等等共生共荣的组织群，组织群中的各个集体所有制的合伙组织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但又与其他合伙组织相互依存，互惠合作，形成的一个紧密的利益共生体，是生态文明发展模式中的生态工业化发展的基础。
以农村社会组织集体经济创新变革模式为基础发展集体合伙经营组织，并逐步发展成为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形式的三级合作化集体合伙组织，各自担负不同的职责；PPP模式由政府（指政府在一定范围内投资的原属公益部分设施一律计算为政府的股份）、外来资本（所有外来资本属于一个集体股，国有投资公司也属于外来资本）、农户（加入的所有农户为一个集体股）构成。全部资产都为股份制，股份形式多样化，所有都要产权明晰。
农村社会组织集体经济创新变革模式是在严格遵守国家宪法的法律规定条件下，在党的领导下，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获得发展并能够保证人民财产利益，个体劳动能够获得多次并且公平的分配，劳动力就业能够获得保障，为实现符合社会主义道路、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生态文明社会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
劳动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方式
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的基本前提是要遵循市场规律，实现生态产品产业化发展，引导生态消费，这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最为现实的手段。
1、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产业化发展
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产业化发展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基本要求，也是加快推进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侧来看，优质生态产品依然是供给短缺的稀缺产品，生态资源还未能有效地转化为优质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且要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符合本性的生态需要。开展生态产业化经营，就是要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让生态成为有价值的资源，与土地、技术等要素一样，成为现代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把优质生态产品的生产和可持续利用，纳入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将生态产业培育成为新兴的“第四产业”，成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突破口。生态要素一旦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纳入生态产业化经营的过程，就面临着价值生产和实现的问题。一旦当生态要素成为稀缺性资源、成为产业资本投资获利的对象时，生态产品就具有商品性质，成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地方政府和企业应当基于本地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劳动价值理论，提升劳动者技术与管理水平，发展生态利用型产业，间接实现生态价值。打造绿色生态牌，发挥比较优势发展以生态产品为要素的生态利用型产业，将绿水青山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转化为现实消费品与生产环境友好型产品的中间投入品。用好山、水、林、气，加快发展生态旅游与休闲养生产业、健康医药产业、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林业产业、畜牧养殖业、饮用水产业等绿色产业。
2、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生态红利的协同释放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劳动力也是生产要素中最为活跃的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与人口红利相比较越来越显著。而生态红利主要源自于生态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生态负债的减少而提升的生产力所形成的社会收益，劳动对于生态红利的实现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必须对劳动生产率和生态红利综合统筹分析。而现实中往往生态资产盈余的地区多位于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出现生态红利和人口红利的长期失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缺乏人力资源基础，加强职业培训，提升劳动力技能，以科学管理促进高质量发展，以生态产业促进人才回流和集聚，是促进区域产业协调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3、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国家水准的品牌
生态产品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生态品牌建立进程。打造具有区域特色和国际水准的生态品牌具有积极影响。一是市场效应。对于消费者来讲，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品牌。生态产品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对于缺少生态产品消费经验的顾客来说，最直接的了解生态产品的方式就是通过品牌进行衡量。以生态农业为例，我国，打造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品牌通常是政府管理机构鼓励现有的农业龙头企业积极申报绿色农产品标志、有机农产品标志，申报企业也必须具备前期基础，即一定年限的农业产品生产基础，有一定规模且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基地。因此，现有的农业企业实施生态品牌战略是发展生态经济，推进生态农产品产业化的主要路径。从农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农业企业快速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其实施生态品牌战略行为，但使用绿色有机产品标准的农业企业占全国农业企业的比例依然较低。这表明了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龙头企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二是是集聚效应。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通过品牌吸引到更多的社会资源，积累丰富的市场经验，开发出新的业务或服务。在聚合效应的作用下，产业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也具备了开发新业务的条件。一方面，对于此前从事其他行业的产业来说，具备了进入生态产品企业的知名度。生态产品特别是生态农产品和生态旅游产品，往往存在同质性。以生态农产品为例，由于统一地区的气候、水文条件大致相似，因此，旅游资源大致相等，很容易出现产品同质化现象。但如果打造了生态产品品牌，并且这种品牌被消费者接受并认可，必将有利于提高此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地位。
4、加快生态产业与高新技术的融合发展
科技创新是引领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在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现代科技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建立绿色发展科技支撑体系，依靠市场化技术实现绿色转型，运用核心关键技术推进绿色化变革，通过信息智能技术大幅提高绿色发展质量和效益，为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形成系统集成的绿色技术支撑体系，打造引领产业发展的绿色核心技术体系。
电力通常被理解为清洁能源，然而从产业全生命周期评价，由于发电方式的差异，除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火电通常不能被认定为生态产品，因此需要制定生态产品评价标准。生态设计主要是针对工业产品而言，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处理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力求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原材料，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活动，因此确定生态工业产品标准必须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以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为例，作为新一代的超超临界百万千瓦机组，电厂2台机组投产“元年”，在负荷率只有74%的情况下，创下供电煤耗287.44克/千瓦时的世界纪录；2011年，电厂再次以供电煤耗276.02克/千瓦时刷新了世界纪录。高质量发展生态产业，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必须立足科技创新，引领国际先进制造业发展。
生态产品价值体制机制创新
（一）坚持规划引领，促进生态红利释放
促进生态红利释放，是指生态产品以及具有生态属性和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所带来的劳动就业增量、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提高而形成的可持续的生态友好的社会收益。生态红利主要源自于生态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生态负债的减少而提升的生产力所形成的社会收益。建立面向生态消费市场的生态资源价值评估体系、生态产品产业体系和生态文化繁荣体系。生态红利释放的前提在于精准分析和判断生态消费市场的需求，包括生态产品、生态旅游休闲、生态康养度假、生态文化体验、生态教育服务等市场的需求规模和需求特征。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评估生态资源的核心价值，通过建立科学而客观的生态资源价值评价体系，识别出生态资源的价值独特点和市场卖点，从而避免盲目开发、过度开发和低水平开发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浪费现象。立足生态资源的特色优势，培育生态产品和产业体系，力争形成特色生态产品、生态产业链、高效生态产业体系的发展格局。进一步赋予生态产品和产业的文化内涵，实现生态文化繁荣体系和生态产业体系的耦合叠加，释放出生态红利的巨大效应。
（二）创新生态建设体制机制
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启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建立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资产负债核算方法和账户，研究编制区域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在水域、森林、耕地、大气等重点领域开展生态补偿改革试点，探索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生态补偿向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敏感区等地区倾斜。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投入，整合现有支持生态建设的各类资金，建立政府逐年递增投入机制，设立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用于引导激励绿色低碳产业发展、重点领域节能减排、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建设、重大环境污染治理等。完善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低碳循环经济、生态康养旅游的产业、投资、税收、价格、财政等政策措施，形成促进绿色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 。
（三）创新生态建设路径与载体
以“重点任务项目化，节能减排数据化，试点示范标准化，工作推进机制化”为工作思路，不断强化生态农业园区、循环工业园区、生态旅游园区和城乡生态文明社区建设，深入实施“生态园区建设、新能源示范地区创建、生态人居改善、试点示范引领、基础能力提升”五大工程，大力开展“生态文明知识进校园、垃圾分类进社区、节能减排进企业”等活动，推动产业向园区集中、要素向产业集中、人口向社区集中，减少对生态保护区的人为破坏。
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统一指导下和大量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探索制定绿色工业园区标准、低碳旅游示范村建设规范等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和科学依据的生态产业、产品标准，编制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实施方案等一系列规划方案，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参考的指标体系和政策依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