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经济对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特殊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了加速阶段，为合作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遵循合作经济发展规律，抓住其中关键环节，有利于更好促进合作经济发展，更好促进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合作经济组织是劳动的联合，而不是资本的联合，故基于按劳分配，而不是按资本分配盈利，因而能从源头上化解按资本分配导致的两极分化，从而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一、合作经济治理机制能促进共同富裕
（一）合作经济具有潜在治理优势
两个世纪之前，合作运动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注入了活力，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转为实践。合作经济组织基于劳动联合，注重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弱势群体的劳动能力，通过组织再联合形成的规模化提升市场竞争力，通过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专业化分工提升劳动效率，通过综合合作形成1+1>2战略协同效应，形成与大企业平等的市场地位。但合作经济组织不是资本的联合，其宗旨与大企业根本不同，并不是服务投资者回报最大化，而是促进社员利益最大化。社员收入取决于劳动成果，通过市场化交易来实现，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相一致。
全球两百年来的实践表明，合作经济组织能基于市场规则与大企业竞争，形成自身核心竞争优势。例如，荷兰合作银行、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在全球最安全银行的排名中名列前茅。此外，生产合作、消费合作等业务基于商业规则与各类农业企业、私人控股的连锁超市展开竞争，依靠优质低价和良好服务立足。
随着时代进步，合作经济组织与时俱进，持续改进市场竞争机制，除了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城市小微企业职工共同持股等治理结构表现出独特竞争力。在2010年欧债危机期间，一些欧洲小微企业主陷入经营困境，但员工共同出资受让产权，共同管理企业，使企业度过难关，也保住了就业机会。合作经济也对社区发展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从能源、食品乃至住房等消费领域，到托幼、老年护理等生活服务，互助组织都在发挥作用。从发展趋势看，这类组织能促进建设更有意义的城乡人居环境。
我国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有活力的经济是关键。合作经济顺应市场规律，契合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具有发挥更大作用的潜力。
（二）合作经济分配机制相对公平
典型合作经济组织是劳动联合体而不是资本联合体，成员收入取决于劳动成果而不是持股比例，限制分红甚至不分红，也限制持股比例，股权分布相对均衡。决策按“一人一票”，而非“一元一票”。这种治理机制决定了不可能被大股东控制，故少数人难以瓜分利润。这有助于从源头上避免两极分化，促进公平，为共同富裕提供基础支撑。主要表现在：
一是机会公平。社员具有平等教育培训机会。合作经济组织为弱势社员提供教育培训，授之以渔，实现共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把吸引社员惠顾作为自身生命线，通过提供更多的技术咨询、融资服务等增值服务来增强对社员吸引力。这种凝聚力促进合作经济组织的联合、再联合，相应规模效应有助于提升市场地位，提升抗风险能力，推动业务从生产向深加工、市场营销等高增值的下游业务拓展，显著增加收入。
二是过程公平。典型生产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是，社员产品基于市场原则卖给合作组织，后者按交易额返还需分配的利润，多劳则多得。如果交易对社员不公平，则社员可以选择将产品卖给其他客户，甚至可以选择退出合作经济组织。社员的自主选择权，保障了劳动产品交易过程的公平性，促使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确保社员获得更多利益，来增强对社员的吸引力。
三是结果公平。合作经济组织的盈余分配基于社员劳动产品，而不是社员初始出资额度，因而资本并不参与分配。社员劳动能力差异随着教育培训而缩小，彼此收入差距相应缩小。从长期看，资本并不参与分配，因而导致社员收入两极分化的推动因素在源头被削弱，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包容增长，从宏观层面化解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问题。不仅如此，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竞争潜力得到发挥之后，将会促进社员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投资人的一夜暴富。
二、合作经济治理效果取决于成本效率和风险管控
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数据库、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电商、电子政务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对我国的影响尤其如此，促进我国农村数字化、现代化加速推进。数字技术显著降低信息交换与处理成本，为生产与服务的规模化、协同化提供了更好条件，有利于合作经济发展。农业农村是我国现代化战略重点，得益于整体现代化进程，这也为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环境。合作经济组织能否发挥治理优势，关键看成本效率及风险管控。具体取决于以下方面：
一是否能借助规模效应提升成本效率。在社员加入合作经济组织基础上，通过组织联合与再联合，规模效应能提升成本效率，增强投资能力，拓展经营领域，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是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
二是能否借助战略协同提升成本效率。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纵向、横向的共享资源、对接流程、复制经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降低运营成本。通过跨行业协同，能形成核心竞争优势。从国际看，有竞争力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往往覆盖研发、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融资、保险等关键领域，形成独特竞争优势。
三是能否基于共同发展，化解各类风险。合作经济组织追求持续发展壮大，不存在资本短期回报最大化的压力，无需为之冒险，故属于风险厌恶型。社员即客户的治理机制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用风险，以个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职能定位使业务风险得到分散，内部交叉补贴担保机制能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社员承担剩余风险能增强组织的风险缓冲能力。因此，能否聚焦服务基层社员、严格约束基层法人特别是管理层、促进跨行业及上下游业务协同，对合作经济治理效果具有基础影响。
三、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方面
（一）坚持劳动联合定位
合作经济组织是劳动联合产物。坚持劳动联合原则，是保持合作经济本质的根本要求，即合作经济组织不被个人或追求盈利的机构控股。否则就会偏离合作经济根本方向，实质上成为股份制企业。资本控制合作社，将导致合作经济组织异化、利益分化，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控制合作社，必然在决策上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在利润分配上向资本倾斜，社员在实质上成为农业雇工，为资本所有者的致富服务。这不仅使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还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使规范的合作社面临不公平竞争。
我国针对合作经济组织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包括各类补贴政策，具有很强吸引力。出现社会资本的政策套利行为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完善政策实施机制，有效甄别出名为合作制、实为股份制的组织，以更好地提升合作经济发展质量。
（二）优化治理机制，提升市场竞争力
市场竞争力决定合作经济组织的可持续性。合作经济组织在本质上并不属于政策性机构，必须自负赢亏，基于市场竞争规则完善治理机制，形成比较优势。完善治理机制，不宜以降低市场竞争力为代价，否则失去意义。
规模效应、战略协同效应、数字化能力决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本效率，体系内部专业化监督能力决定风控效果，需共同发挥作用。基于组织联合、再联合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充分发挥联合组织的专业化监督作用，严格监督基层合作社管理层，通过强硬追责确保合规经营，防止内部人控制，从而在事前、事中等早期阶段更好地防范、化解操作风险。围绕提高成本效率和服务能力，可深化业务层面综合合作，促进战略协同。为发挥战略协同的积极效应，需借助规模化、数字化来促进。组织联合、再联合形成的综合合作体系，结合数字化转型，能形成更强协同效应，体系内专业化监督队伍则能为风险防控提供保障。这些因素有机结合，能促使合作经济组织体系的收入更好覆盖业务成本和风险，从而提升市场竞争优势。
在此过程中，应促使“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合作经济的试点经验时，强调要发展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习近平总书记曾就此做过具体分析，指出分散经营导致农民在市场谈判中地位低下，难以享受到合理的市场利益，为此要强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产品销售职能，把生产职能与流通职能融为一体，具体途径是发展横向联合和纵向联合。在优化治理机制过程中，应把促使农民享受销售环节的增值利益作为重要切入点。
（三）完善保障机制
合作经济组织治理机制与股份制企业存在重大差异，其经营管理人才需经过专门培养。发达国家高校的合作社经营管理专业较普遍，一般为四年制本科，主干课程涉及财务管理、法律事务、产品营销、社员沟通等诸多方面；也有总结推广合作社治理经验的研究中心。从国际经验教训看，合作社带头人对经营发展发挥重大影响，发现并留住这类管理人才属于难题。为此，一般通过市场机制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需要支付有竞争力的薪酬。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合作社体系往往建立职业经理人培养机制。例如，在招聘青年专业管理人员基础上，将这类人员纳入干部培养梯队，先担任合作社总经理助理，熟悉业务，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再逐步走上领导岗位。我国合作社已达数百万家，但高校本科专业分类并无合作社经营管理专业，我国农村合作社经营管理团队一般由发起人担任，缺乏专业知识支撑。这种格局存在关键人才供需错配问题，不利于推进合作社治理的规范发展。完善我国合作社的专业化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机制是当务之急。
同时，进一步完善配套财税激励机制。区分少数社员控股、主导治理的的合作经济组织，推动政策扶持重点逐步向社员共同均衡持股、共同管理、注重积累的合作社倾斜。从国际经验看，先向这类合作社征收所得税，再为合作社提供财政补贴，不利于提高财税体系效率，容易在实施环节出现扭曲，导致资源错配。在财政政策方面，提供融资支持，比单纯财政补贴更能激发活力。原因在于持续大额补贴容易导致依赖，引来非合作经济组织套利。一些国家将政府资金以股权形式注入合作经济组织，并参与监督，在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进入了良性轨道、具有发展可持续性之后，再逐步退出。
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提升合作社的市场地位。从优化监管机制的方向看，除了有效管控风险，需要兼顾合作经济组织公平的市场地位。例如支持合作社通过组织联合、再联合形成规模化优势，提高生产经营的成本效率，降低合作社受监管成本，从而增强核心竞争优势，这些更具基础意义。其中难点在于整合相关方力量，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例如，我国基层政府缺乏监管新型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资源和经验，而农信社省联社在本质上是信用合作组织联合体，是省级政府防范处置农村金融风险的平台，具有相关能力和优势；两方面如何形成合力，值得研究和探索。在合作金融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可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条款，理顺机制，从而有效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率，以增强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也是国际上的经验做法。
（四）发挥对社区的带动效应
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命力取决于对社员吸引力，而社员分布在当地社区。故合作经济组织深度融入社区发展机制，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是吸引社员加入的基础。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生产合作组织，还是消费合作组织，乃至信用合作组织，都把参与、融入、促进社区发展作为重要使命，增强相互理解与相互认同感，能自然而然吸引社区居民成为合作社的社员。各类合作社也通过参与社区事务，把服务嵌入到当地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场景及流程，更能推动合作经济业务发展。从我国一些地区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来看，这类做法适合国情。
从国际经验看，合作互助组织旨在服务社会，重视弱势群体需求，其领域十分广泛。我国人口老龄化引发一系列严峻挑战，发展基于社区互助的居家养老服务是必要之举。在发达国家有相对成熟的经验模式。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气候环境、房屋租金差异巨大，为发展养老业务提供了条件。通过互助合作模式降低老年人口的护理成本，可更好化解社会压力，包括降低社会保障支出压力。
从发展趋势看，发达国家的社区治理正在探索引入互助合作、共同参与机制，向绿色、包容、文明、宜居、生态友好的可持续方向发展。我国基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推进农村脱贫攻坚，正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向农村流动，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社区的互助合作机制发展，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可以更好促进乡村振兴，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
（五）拓展应用领域
合作经济组织是劳动联合产物，也是弱势群体的联合组织，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不仅适用于农产品生产、销售、融资领域，也适用于其他相关领域。结合我国现代化进程及外部环境，支持重点领域的合作经济组织新形态发展。
一是鼓励消费合作等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在完善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体系的同时，依托供销社等配送网络，结合社区网络团购等信息化手段，促进消费合作对接生产合作，以此减少交易环节。一方面，推广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围绕消费需求组织生产，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通过供需直接对接，生产者能获得贸易环节增加值，而消费者能降低消费成本，得益于减少交易环节后降低成本。从实践看，农村仓储、物流成本影响较大。随着物流成本效率提高，加上电商平台为供需对接提供渠道，我国消费合作发展潜力有望得到释放。这有利于改善城市居民生活，增强农村生产合作组织可持续性。
二是支持职工共有产权的小微企业发展。小微企业生存期相对较短。但职工均衡持股、共同管理的小微企业具有更强抗风险能力，其生存能力更强。我国一方面需要推进创业创新，促进科技应用，促进就业，需要发挥小微企业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小微企业面较大竞争压力乃至生存压力，未来的外部输入性风险压力还会增加，需要更有竞争力的公司治理结构，发挥对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的促进作用。支持职工共有产权治理结构的小微企业发展，可以为我国经济引入新的活力。
（郑醒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陈林为黑龙江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