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对于农业强国而言，农业现代化是应有之义。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都是通向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显而易见，没有农业现代化是无法建设农业强国的。
农业现代化并不存在绝对概念，是一个相对概念。显然，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农业现代化与今天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从表现形式来看，当今世界能观察到的农业现代化也是表现各异。例如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大规模农场的高效生产，再例如荷兰、以色列的精准农业，如果在考虑畜牧、渔业及相应关联产业，那么农业现代化就很难描摹。尽管在具体表征上差异很大，但是如果进行一定的抽象，那么还是有很多共性因素。
首先，农业现代化需要包含尽可能多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复杂性大幅提高。
从这一点来看，传统农业的投入品主要是二元要素，即：人和自然，或者说传统的生产形态就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纵观人类发展历程，在生产要素只有人和自然的时候，生产力水平整体低下，至今任然存在大量的传统农业形态，以印度为例，2020年水稻平均单产为每公顷4吨，这已经包含了杂交水稻的改良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农业投入品的结果。如果不考虑物种交换，在没有杂交技术和农业投入品之前，人类农业的产出增长主要依赖人口增长和土地扩张。
从经济学来看，当每种要素的边际产出为0时，此种要素能获得的产出到达最大化。因此，在农业二元要素时期，农业产出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战乱、饥荒无法避免。
对于现代农业而言，所包含的要素远超人和自然，资本、数据等都可以成为生产要素，而且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可以举个极端案例，就是卡塔尔农业发展，2017年沙特和卡塔尔出现外交危机之后，沙特对卡塔尔实施制裁，出于粮食安全，尤其是食物自给率需要，卡塔尔开始大规模发展设施农业。经过4年多的发展，目前已经实现禽肉、乳品的基本自给。根据卡塔尔计划统计局公布数据，2017-2021年间，卡塔尔蔬菜产量从6.5万吨增长到10.2万吨，肉类产量从2.5万吨增长到3.9万吨，蛋产量从0.58万吨增长到1.11万吨，乳品产量从5.6万吨增长到19.5万吨，4年内基本实现了农业产出倍增。
卡塔尔农业是资本重度参与的典型。放眼全球农业，无论是美国、巴西，还是沙特、新加坡，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资本作为投入要素对农业的贡献越来越大。随着数字生产力的兴起，以数据要素为动力的智慧农业也在快速崛起，不断重塑现代农业形态。这也意味着，农业现代化具有更强的要素包容性。
当投入要素越来越多，要素的有机构成就越来越复杂，每种要素的相对地位都会持续下降，要素之间的转化与替代空间越来越大。在现实中，这就表现为现代农业生产越来越不依赖于人和自然。当蔬菜大棚在山东寿光落地推广之后，中国冬季蔬菜生产就从亚热带转移到暖温带；当蔬菜大棚迭代为日光温室之后，蔬菜生产就从暖温带向寒温带乃至寒带扩展，蔬菜种植日益摆脱光温资源束缚。同样，通过现代圈舍的通风、喷淋等降温技术，奶牛养殖也从寒温带扩展到热带，这就是卡塔尔之所以能在过去几年中大幅提高乳品产量的关键所在。
对于传统农业而言，始终无法克服的问题在于：要素的不完全替代性，或者说是资产专用性。近代史上，美国等国家在农场劳动中采取奴隶制，其本质是：相对于广袤的耕地资源而言，农业劳动力的不可替代。而东亚农业劳动的过密化则源于耕地资源的不可替代。这就使得在农业投入的二元要素时期，很难同时达到人和自然资源的要素产出最大化，意即：总有一部分要素的潜在产出空间是被浪费的，要么是一部分耕地资源被浪费，要么是一部分人力资源被浪费。
而随着要素构成越来越多样，那么不同要素之间的替代范围会更加宽广，甚至于可以进行完全替代，例如智慧农场可以实现无人化，立体农业可以完全脱离土地……这就使得更多要素的潜在产出空间得以释放，生产力得以提升，农业产出得以大幅度提高。
其次，农业组织方式不断调整，与生产要素多元性相适配。
随着生产要素的组成多元化，农业生产日趋复杂，如何将不同生产要素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更高效生产，人类社会始终在不断探索调整，其逻辑更接近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即最适合的组织方式会通过经济竞争的方式存续下来，因此农业组织方式也是一个演化概念。
在传统农业的二元要素时期，人与自然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组织，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尽管存在文化、历史、宗教、法律等因素制约，单就劳动形式而言，大体都经历过“农奴制-租佃制-雇佣制-合伙制”。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看，上述过程是一个劳动解放的过程，当然也是人类自由过程。其根源在于不同的农业组织形态存在经济竞争，无论是“废井田、开阡陌”，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其存续发展的基础都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关于美国、俄罗斯、巴西这些农耕资源丰沛的地区，在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上，尽管都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变革，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自然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农奴制所采取的强制劳动是十分低效的，无论劳动监督多么严苛，强制劳动都不可能持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人口增加，自然资源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或者说在新要素持续参与农业生产时，强制劳动势必会走向自主劳动的租佃制或雇佣制。当要素越来越多元，生产越来越复杂之后，最终会走向自由劳动的合伙制等形态或外部交易形态。
之前的农业经济学习惯于分析东亚小农、美洲农场、欧洲合作社，甚至于非洲的自然经济。无论是经验数据还是具体案例，现有研究更多地是对既往模式的总结。如果从农业进步的角度来看，研究既有成熟模式的价值并不大。实际上，最近十几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扩展与中国崛起，在农业国际贸易推动作用之下，农业组织方式已然在悄然发生变化。
从结果来看，在农业组织方式当中，传统的基于权属分配的方式逐步转变为基于效率分配的方式，权属与效率之间对立关系呈现一定的缓和。当然，这里存在因为市场交换机制带来的改进，同时也包含了组织形式对权属主体与效率主体更好的包容。举例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社，社员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权属主体，其内部合作产生的效率，无论是产出效率还是分配效率，仅限于社员内部，是典型的效率服从权属。显然，参与合作社的农户不会因为更高的效率而让渡或放弃权属。
另一个事实是，当前俄罗斯农工综合体在拥有大量农业资源的背景下，仍然会租种周边土地，其原因在于农工综合体周边土地所有者的农业生产效率相对低下，因此倾向于转让经营权。通过土地出租获得相对更稳定或更高的收益，也意味着权属服从效率，或者说权属包容效率。毋庸置疑地，在效率服从权属的情景下，权属只可能制约效率，而在权属服从效率的情景下，效率可以派生和创造更多的权属，这也使得更多生产要素通过不同方式进行组合，从事更为复杂、精巧的农业生产。
其原因在于，对于传统农业生产和经济活动，其决策条件是产出最大化，而非收益最大化。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是要素的边际产出等于0，即对要素的潜在产出榨干用尽，不惜涸泽而渔，颗粒归仓，这也决定了效率服从权属。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交易的财富创造效应显现之后，农业生产的决策条件转为收益最大化，其对应的要求是要素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此时低效率生产农户可以在其他行业实现相对更高的就业回报，那么流转土地就成为优化选择，此时权属可以更多地服从效率，甚至可以派生和创造更多权属。
再次，人类经济活动可以在更大的时空条件下进行。
一般意义上，可以归为经济交易及其专业化，这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但是对于农业现代化而言，时空条件需要特殊强调，相对于制成品或者社会服务而言，时空条件相对弱化，甚至并不构成客观约束，例如无形产品的知识产权交易，并不依赖于特定时空。
举例来说，如果缺乏中国大豆的进口，美国、巴西乃至全球的大豆产业，无论从种植规模、技术条件还是商业模式来看，都不会在短时期内得到很大提升。能够看到，2001年中国大豆进口量1394万吨，当年全球总贸易量为5700万吨，巴西总产量为3800万吨；2021年中国大豆进口量9654万吨，全球贸易量为1.65亿吨，巴西总产量为1.22亿吨。过去的20年间，在全球范围内，涉及到大豆的品种改良、植物保护、市场合约、加工存储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升级和要素更新。对中国而言也是如此，得益于大豆进口，使得更多农业资源可以获得更高效利用。
农业现代化所依赖的更广阔的时空条件与农业生产要素的多元性并不矛盾，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多元性针对特定生产，而农业现代化所依赖的时空条件则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价值容器。纵观人类发展历程，无论是中国大运河的联通、张骞出西域，还是新大陆的发现，无不带来农业生产和当地社会的巨大变迁。一家一户的作坊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显著区别在于整个经济系统是否在更大的时空条件下进行展布。
在农业生产领域，以罗虚戴尔原则创立的合作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家庭、作坊式农业生产的扩展，使得农业经济的合作方式可以扩展到一个乡镇甚至再大的地理范围，生产品种和投入品也可以更为丰富。一百多年过去，全球范围内的合作社也呈现出多种分化，人们所熟知的新西兰恒天然、丹麦皇冠这样的合作社，如果没有经济地理的全球市场，不能参与更广泛的经济交换，显然是不会发展壮大的，一如众多在历史中消失的合作社。
这一点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很多地方一直推动“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目前，中国大约有4万个乡镇、60万个行政村，“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结果就是将2亿农户单元之间的竞争缩小到60万个或4万个单元，这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也涌现出一批成功典型。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即便是农产品消费基础宽厚，4万个生产单元仍然是过度冗余，以柑橘类水果为例，分布遍及亚热带地区，广东种植户的竞争者可能在重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农业现代化而言，其分工合作的时空条件需要打破传统行政区域概念，日益走向更宽广的时空。实际上，安岳柠檬产业已经日益突破安岳和资阳的行政空间，带动更多近邻地区参与到柠檬产业当中。新西兰佳沛也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奇异果生产，通过品种权授权方式在意大利、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生产，从而实现了南北半球接续生产，全球持续销售的格局。
最后，作为整体结果，农业的劳动报酬将于社会平均回报相一致。
当农业生产要素的权属与效率相适配时，要素回报将从自然回报转向经济回报，从而使得要素回报日益区域均等化。这种均等化不仅是在不同主体之间实现同一要素回报均等化，同时也是在不同要素之间实现回报均等化。
第一层均等化十分容易理解，等量劳动获得等量回报。在国际贸易中，无论是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还是一价定律，其底层逻辑均为要素回报按效率分配，效率一致则回报一致。从机会成本出发，当前中国农业机械化率的普及，主要是源自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这也使得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与城市就业的价格趋于一致，我们2022年8月在贵州调研，黔南州平塘县城从事普通劳动的价格大约是150元一天，农业劳动的价格为100元一天，如果考虑劳动者生活的经济成本及劳动效率，那么两者几乎一致。
如果考虑农机手，尤其是更复杂劳动的农机从业人员，例如无人机飞手的劳动回报，那么不仅不会低于县城或一般三四线城市的同等就业回报，甚至还要更高。一般而言，持证的无人机飞手工资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薪酬基本在每月1万元左右，由于农村生活工作条件相对恶劣，甚至去农村工作还有额外的补贴。这也使得农业劳动回报逐步与其他经济部门回报相一致。
第二层均等化的理解略显复杂，等量要素获得等量回报。这就意味着劳动、自然资源、资本等不同要素存在统一性，而且不同要素之间的回报具备可比性。工资、地租、利息的回报一致性，是间接得出的。其原因在于，作为现代农业生产系统，在理想化的最有条件之下，每种要素的产出最大化条件均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便是某种资源要素更为丰裕的地区，也会通过最优要素组合实现所有要素的同时最大化，这种同时达到最大化的要素回报就意味着等量要素获得等量回报。
不妨举例，2021年中国玉米平均单产为每公顷6.3吨，美国为10.8吨，中美两国玉米种植面积大致相当，但是美国玉米总产量要高出中国不少，2021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玉米约2000万吨。出现这种情况固然包含了很多原因，其中有一条在于玉米的品种改良，由于美国玉米品种抗逆性更好，也带来了更高的单产水平，使得美国玉米生产更具竞争力，因此可以向中国大量出口。在这样的出口中，是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研发投入的回报，意即：研发回报并不是通过知识产权交易实现的，而是通过其他产品形式，甚至于畜产品得以间接实现。现实中尽管难以达到理想化的要素等量回报或最高回报，但是其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在当今世界，对不同的国家而言，其农业强国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如果中国农业的每个模块都对标全世界最高水平，例如规模农业对标美国、设施农业对标荷兰、旱作农业对标以色列、都市农业对标新加坡、渔业对标挪威、奶业对标新西兰……也许中国农业未来会实现上述结果，但从现实出发，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没有必要。农业强国只是一种认识和评价，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价值。在历史的文明对比当中，相对于木制农具而言，利用铁器进行耕种的社会就是强盛形态。同样，今天的农业强国也是，即便大家都拥有智慧育种技术和大马力拖拉机，但是可能有的智慧育种所需的时间更短，有的大马力拖拉机更节约能源，这些点滴的差距最终会通过产品形态转化为经济利益，进而影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从而产生强盛的映像。
农业强国的底色是农业现代化，就是立足本国的资源特征，实现更高效、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与产出分配。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而言，在给定时空条件下，人们要么关注产出最大化、要么关注收益最大化，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策略和优化路径。其本质在于探索更广阔的的未知时空，拓展认知与财富的新边界，使得人类不断向新的高峰攀登。“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理论的高峰，进而去实现。农业强国更偏向于一个理论目标，而农业现代化则是现实选择，对中国而言，我们更应该沿着理论目标去进行现实探索，这样的可行性似乎更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